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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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古典经济学和古典自由主义
亚当·斯密
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在18世纪末于英国出现，其主要的经济学家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赛伊、以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们发表了许多关于市场经济下产品生产、分配、交易的理论，这些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根基。
在法国，重农主义者如弗朗索瓦·魁奈认为财富是由土地而来，另一位重农主义者劳恩男爵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则反对关税并且支持自由贸易。理查德·坎蒂隆则将长期的经济均衡视为是收支之间的平衡，并且主张以土地为根基的供给与需求机制决定了市场上短期的价格。
而斯密则对重商主义提出了另一种批判，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开端，同时也立下了日后许多被与资本主义相连结的经济主张。斯密认为个体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会因为“看不见的手”而造福社会整体的利益，在当时由重商主义支配的政治环境下斯密提出了各种论点替自由市场辩护[62]。现代的经济学教科书常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作为解释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63]。斯密同时讨论了分工可以带来的经济好处，包括了劳动产能的上升以及贸易利得，无论是乡村或是都市、或是不同国家之间都可以借此获利[64]。他的理论认为分工的程度是由市场的需求所决定，这也成为了后代经济学家对于公司和产业组织的主要理论来源[65]。他还提出了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命题：亦即在竞争之下，资源的持有人（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资本）会寻求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于是在均衡之下所有同一资源的持有人都会获得相同的回报（排除失业等因素外）[66]。
大卫·李嘉图也提出了与斯密类似的看法，并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第二人，也是对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67]。在《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一书中，李嘉图发展出了比较优势的理论，依据此理论，无论一国是否在生产上每个层面都比他国优越或落后，边际的生产成本差异使得他们都可以从国际贸易过程中获利[68]。比较利益到今天一直被经济学家认为是解释贸易利得的最基本框架[69]。
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将政府最小化的观点有密切连结，他们通常将经济与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例如国家的行为做明确的切分[70]。不过，斯密等人并不是完全反对政府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71][72]。斯密认为国家应该提供诸如道路、运河、学校、桥梁等私人企业无法有效提供的基础设施。然而，斯密也认为这些公共物品应该遵从使用者付费的原则，例如实行收费道路等政策。同时斯密也支持用自由贸易区或报复性关税的对策来达成自由贸易的推广，并且支持版权和商标来鼓励创新[72]。
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其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英语：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在十九世纪被广泛地用作教科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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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模式”，亦即在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由私人控制、而个体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他们与生产模式的关系而决定的[45]。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或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代表了到当时人类经济史上发展到最先进的社会架构，然而他也认为劳动阶级会在之后推动社会主义以转变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贵族阶段、资本家阶段、最后则是劳动阶级统治的阶段。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里衍生而出的，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其理论的基本模型。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一书，以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主张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必然会产生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73]。依据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所决定的，而剩余价值理论则主张劳工的工资只构成了产品价格里的“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从此认为有剥削存在。
马克思认为这种价值的差异成为剩余价值，资本家从中抽取利润并且累积。马克思并且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剩余价值的存在，而是在于其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依马克思说法，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对劳工的剥削是透过暴力维持的，而在资本主义下这种剥削则要透过更为微妙的方式进行，因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透过自愿的产品互相买卖来达成剥削的体制[74]。他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由于劳工没有拥有生产资料，他们必然需要替资本家工作以换取生活所需。劳工可以自由选择要替哪个资本家工作，在这个层面上雇佣关系是自愿的，然而由于劳工若是不工作便会挨饿，也因此剥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下劳工的雇佣自由只是假象[75][76][77]。
异化是人与他们自然本质产生隔阂时的现象，而异化又是资本主义下必然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下，劳工生产的成果被雇主侵占，也因此在劳工和其生产产品之间形成异化[78]。马克思认为异化代表了劳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处境，至于劳工是否自觉到自己的困境并不会改变现实。
从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还做出了预言，主张对于劳动阶级的剥削会导致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出现[79]。对马克思而言，持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进行的剩余价值榨取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根源。俄国革命家列宁则将古典马克思主义进行更改，并且主张资本主义必然会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以此开拓新的市场来剥削劳动力和资源，这也代表了资本主义最高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80]。
经济历史学派与韦伯政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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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以其沿着市场衍生的生产组织为主要特色。经济历史学派认为历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知识来源，并且排斥以经济学上先验的定理来研究经济。如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历史上必然的一个章节，经济历史学派也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但不同的是他们以观察历史文化、背景、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成，而非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81]。
经济历史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许多大为影响后世对于资本主义特质认知的理论，韦伯认为市场上的交易、自愿的劳动买卖、企业之间分工的达成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色。与先前的经济模式相较，资本主义企业是以对生产的理性化为目标，注重于最大化经济效率和生产率，这在韦伯来看也是反映出社会学上不断发展的理性化过程，并认为无论是公家的官僚还是私人企业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82]。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前的时代，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介于如同业公会的师傅和学徒之间，又或是介于贵族和农民之间[83]。
依据韦伯的说法，为了要达成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上必须先发展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一种追求微观经济私利为目标的思想和习惯。而这些思想如果要在一个社会上开始流传，则必然会“从某处开始成长”[84]。他在1904-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追溯到宗教的精神，认为新教的思想与传统的经济活动融合，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韦伯主张新教的伦理观念使得人们得以对日常生活开始进行一种极度的理性化，在宗教道德观的驱使下透过勤劳工作累积资本，并且重新投资累积下来的资本。韦伯认为这种过程创造出了马克思所谓的“自我调节资本”。
韦伯认为就有如圣经里箴言22:29里所描述的：“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新教徒从这种宗教来源里得出了“事业”的概念，将一个人的经济成功视为是救赎的象征，而挣钱的行为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则代表了一个人服从其使命的呼唤[85]。
在韦伯来看，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它也会从原先赖以成长的社会风俗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成为了一种“依赖当代机械化生产下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发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强大力量同时也决定了个体在其下的生活，无论他们是否有直接参与经济的营利皆然。”[86]韦伯认为这种现象就仿佛是“专家失去了灵魂、享乐主义者没有了心肝”，同时原先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清教徒精神也随着其独立发展而淡去。
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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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丹·范伯伦
受到德国经济历史学派影响而产生的，还有美国的制度经济学[87]。在20世纪初发展出的制度经济学曾经是美国经济学界的主要流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能与其衍生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所分离，并且聚焦于资本主义所倚赖的司法框架、以及其他各种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改变的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
制度经济学的最主要人物是托斯丹·范伯伦，他在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分析在资本主义下有钱人透过炫耀性消费来展示他们的成功，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也与新古典主义学派以效用为根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方式完全相反。尽管如此，炫耀性消费的概念由于无法透过经济学的方式加以实证，一般被视为属于社会学而非经济学的概念[88]。
范伯伦相当倾向于对于产业的国有控制，然而他对于劳工和劳工运动却嗤之以鼻，他的论点也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相当的差距[89]。作为进步时代的主要知识分子，范伯伦对于私人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大为批判，他提出浪费性消费的理论也对那些从非马克思主义角度批评资本主义的人有极大影响。之后的制度经济学家例如约翰·加尔布雷斯则延续范伯伦的理论，他认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阶段后，社会因为过于“富有”而开始需要以广告等方式人工制造需求，并主张政府应该以税赋等方式对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分配。然而加尔布雷斯的理论虽然在政治界和媒体间被广泛流传，却被经济学界所排斥，认为他的作品完全忽略了经济上的重要问题[90]。
奥地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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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期，奥地利的一些经济学家无法接受经济历史学派的传统，在卡尔·门格尔的率领下发展出了奥地利经济学派[91]。后代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并且扩散到欧洲和美国，在20世纪初期曾经被视为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的经济学派之一。在今天，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往往极具争议性，而且也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他们强调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微观经济行为，并且坚定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奥地利经济学家，偶而也被与奥地利学派做连结的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92]，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市场经济的变动代表了对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熊彼特与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认为，一个经济体若是要成长，便须要不断地将资源从没有发挥良好效率的产业、公司、和个体上转移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者，他们同时指出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挠或减缓了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因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
奥地利学派成为第一批有系统挑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两学派也都聚焦于货币、资本、商业周期、生产过程等议题。相较之下，古典经济学家很少对于这些议题感兴趣，要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转变。数个世代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不断的解构和批判，而且不只包含经济学，还包含其衍生的科学方法论、社会理论、以及政治理论[93][94]。卡尔·门格尔以主观的价值理论挑战马克思主义之劳动价值理论，门格尔后的奥地利学派成员如欧根·博姆-巴维克并进一步批判劳动价值理论，指出马克思对于价值和劳动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博姆-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影响之大，即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仍无法对他的批评提出主要的辩护[95]。
奥地利学派最主要的经济学家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成为市场经济最突出的辩护者，他们在20世纪初期与崛起中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许多的论战。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只有市场经济下的价格机制才能够有效分配管理一个经济体所需要的各种市场信息，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必然会出现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计划者”，掌握了经济体里资源分配的权力，然而这些“计划者”是永远无法获得足够信息来正确分配资源的，这种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96]。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例如穆瑞·罗斯巴德则批评马克思和其他许多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忽略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之间的天壤之别[97][98]，他们认为许多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都忽略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下对个人产权的保护、竞争的自由、政府干预的最小化，并且主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重商主义的干预主义政策，都不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于现代自由意志主义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尽管不属于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当代奥地利学派的许多研究框架和学者仍与主流经济学有高度重叠[99]。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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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主张资本主义在高度的失业下可能会因为市场缺乏有效需求而无法自行调整，并且主张为了增加总需求，政府应该透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克服这种情况。在当时大萧条的环境下，凯恩斯的此一理论对经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100]。
凯恩斯抛弃了萨伊定律，并且主张人们有着一种“流动性偏好”，亦即他们会希望持有货币，而不是用来购买产品或服务，而这种偏好，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总需求的贫乏，进而形成商业周期。凯恩斯学派认为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稳定的自行运作，并且认为政府应该透过货币扩张或是赤字支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以避免经济衰退，他们主张透过中央银行来人工的制造通货膨胀，进而减低实际工资、并且阻止人们因为存款而避免消费[101]。
凯恩斯试着解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改进资本主义”的口号下鼓吹政府对于自由市场的干预和控制，他主张政府管制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是有用的，同时认为政府可以透过扩张性的政策来避免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衰退和危机。对凯恩斯而言，这些改变可以对稳定商业周期、减少对于劳工的剥削，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他们的政策使得资本主义可以脱离经济大恐慌[102]。
尽管如此，在20世纪的后半期，供给面学派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许多论点提出广泛质疑。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会使得物价提高，由此带动产业雇用更多劳工以增大产能，而更高的雇用度则会带动需求面。然而，在1970至1980年代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这使得原先支配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抛弃。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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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大多数英语国家的经济学界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都是属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路线，新古典主义强调广泛的以市场来调节经济体，并且将政府在经济体上的角色限制为提供财产权保护，他们主张对劳动市场解除大部分管制、让企业在少数管制下自由竞争、并且以民间主导、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来进行资本的重新分配和使用。大幅影响了现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流形成的，则是于1970年代开始形成的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
米尔顿·弗里德曼
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其衍生的货币主义挑战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主张。依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说法，市场经济在货币供给持平（亦即，没有过多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的条件下，可以自行调整供需。依据这种理论，政府的角色是透过中央银行，调控在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数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干预自由市场的活动。米尔顿·弗里德曼基本上采纳了许多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并且将之现代化，比如他在1970年曾主张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要“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下，努力利用既有资源进行可以最大化利润的商业活动”[103]，这一说法与亚当·斯密认为市场通过私利可以最好达成社会总利益的看法一致。
弗里德曼并且主张大萧条是因为联邦储备系统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非如凯恩斯所主张的是因为缺乏投资和内需。同属芝加哥学派的小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市场的萧条是因为科技变化、而市场本身带有不完全信息所造成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便是支持弗里德曼解释商业周期说法的经济学家之一[104]。
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相同的是，今天大多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采取了边际主义衍生的主观的价值理论，认为经济价值是会因人而异，也因此产品或服务不会有固有的价值存在，而是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决定一个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这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所倚赖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当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为了投资而放弃当前的消费，并且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承担起经济风险，这于是成为他们之所以会获得产品利润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经济特色。